摄影:Jordan Robins /TNC Photo Contest 2019


海洋存贮着地球上约97%的水,产生了一半以上供我们呼吸的氧气,是全球气候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在加速,但对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最快的,严重威胁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升温、酸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日渐频繁等问题。另一方面,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它是气候变化的重要“调节器”,自工业革命以来,海洋吸收了人类引起的1/3碳排放和90%以上的全球变暖所产生的热量(IPCC,2019)。


国家自主贡献

2020年9月,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些新的目标展现了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摄影:刘月胜


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简称NDC)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核心,各方根据自身情况“自主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行动,包含减缓和适应的举措,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路径,并每五年进行一次更新。自2015年递交第一次NDC开始,各缔约国应在2020年再次递交更有力度的NDC。截至2020年,已有190个公约缔约方提交了NDC,其中中国于2015年6月30日向联合国提交了第一次《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而现在正是各缔约国即将更新NDC方案、并通报2050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关键之年。



《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

气候行动机会》指南发布


2016年TNC与IUCN共同发布《海岸带蓝色碳汇生态系统:国家自主贡献机遇》报告,梳理了现有NDC中涉及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以下简称“滨海湿地”)的减缓和适应目标、政策和措施,并分析了如何加强其在NDC中所发挥的作用。

近日,TNC与7家合作机构联合发布了指南《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机会》,从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的多个维度,识别基于海洋的减缓与适应方案,深入阐述将其纳入NDC中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并整理总结了能够支持相关行动的融资途径。本指南旨在为各国加强国家气候目标和行动时提供参考,也为后疫情时代以落实《巴黎协定》和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中心的“蓝色复苏”提出相关见解



现有NDC中的海洋相关承诺状况


红树林与海草床 | 摄影:Tim Calver


多数国家的第一次NDC都提到了海洋或海岸带(Gallo et al., 2017)。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基于海洋的减缓目标、政策和措施。例如,尽管151个国家均分布着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但截止2016年,只有28个国家将与其有关的减缓内容纳入NDC(Herr and Landis,2016);近60个国家在NDC中提及渔业,但只有极少数国家提出了具体的减缓或适应行动。这表明沿海和岛屿国家仍有着巨大空间和机会,能够在其第二次NDC中通过基于海洋的减缓方案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将基于海洋或海岸带的气候行动

纳入第一次NDC的国家,如:

澳大利亚:计划使用《2006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3增补:湿地》将红树林、海草床和其他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中的减排量纳入NDC内。

伯利兹:致力于在渔业部门的干预下,实现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对渔业资源和海洋栖息地的保护和养护,以增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韧性。

汤加王国:到2030年,海洋保护区数量在2015年的基础上翻倍以提高韧性。


截止2020年,一些国家也已提交第二次NDC,基于海洋的目标或行动如:

智利:在未被充分代表的生态区域内保护至少10%的专属经济区;到2025年,保护20个滨海湿地;到2030年,新增保护10个滨海湿地。

越南:森林覆盖率增加42.0%至42.5%,包括沿海保护的人工红树林种植区。

日本:改用能源效率提高及能源节约的渔船。



基于海洋的气候变化减缓方案


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减缓方案更多集中在陆地碳排放源和碳汇的作用上,然而,海洋和海岸带亦能够提供额外且多样的减缓方案。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基于海洋的减缓方案,可在2030年每年减少近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CO2当量)的排放到2050年每年减少110亿吨(Hoegh-Guldberg et al., 2019)。基于海洋的减缓方案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01

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摄影:Junaidi Hanafiah


滨海湿地包括红树林、盐沼湿地和海草床,能够有效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碳储存,形成重要的碳汇,被称作蓝色碳汇(简称蓝碳)生态系统。以红树林为例,单位面积(每公顷)红树林的碳储量是陆地森林的3-5倍

然而,在沿岸开发建设、水产养殖滩涂改造或破坏性捕捞等人为干扰下,滨海湿地逐年退化或消失,同时还会将其长期储存的碳排放到大气中,形成碳源。

所以,保护、修复并可持续地管理滨海湿地可以避免生态系统退化造成的碳排放,还可以增加碳吸收和保护碳储存。研究估计,加强滨海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包括避免湿地破坏)每年能够吸收、储存和减少0.2-6.5亿吨CO2当量的排放(Hoegh-Guldberg et al., 2019)。


摄影:Carlton Ward Jr.


《2006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3增补:湿地》为将滨海湿地蓝碳计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了详细的方法学和指导,为蓝碳生态系统纳入NDC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机会》指南提出,将蓝碳生态系统纳入到NDC的可行路径包括将其纳入定量目标,或提出保护或修复滨海湿地的政策或措施,具体例如:

  • 在增加全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计入蓝碳生态系统;
  • 在增加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LULUCF)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计入蓝碳生态系统;
  • 提出专门针对蓝碳生态系统的减排目标;
  • 承诺在国家范围内加强蓝碳相关数据收集、科研和技术能力;
  • 承诺改革政策以鼓励保护和修复蓝碳生态系统;
  • 承诺降低蓝碳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压力;
  • 承诺加强蓝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例如设置保护缓冲区域。


02

减少海洋渔业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摄影:Jason Houston


食物生产活动造成了约1/4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海洋渔业活动产生了1.79亿吨CO2当量的排放。其主要来源于海洋捕捞业渔船普遍使用的化石燃料,此外,海鲜加工和产业链中涉及的冷藏、食物浪费和运输(尤其是空运),以及海水养殖业所需饵料的生产,也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保守估计,如果减少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的排放,到2030年最高每年可减缓0.97亿吨CO2当量,到2050年达每年1.8亿吨CO2当量(Hoegh-Guldberg et al., 2019),相关的减排方案包括:

  • 通过改善海洋捕捞业船只的设计或作业管理,减少渔船碳排放,例如通过提升引擎、改用清洁能源、限制航速;加强管理以减少过度捕捞和其所需的远距离航行;以及逐步淘汰耗能类渔具的使用(如拖网或底拖网)等方式;
  • 减少海鲜加工、储存和销售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例如加强冷藏温度管控、减少长距离冷链运输、提倡就近加工和储存,以及降低海鲜产业链中现存的过度食物浪费情况;
  • 养护渔业资源并可持续管理,使野生鱼类种群恢复健康的同时,可以通过提升捕捞效率(即更轻易的捕获),减少能源消耗;
  • 研发和采用低碳饵料来源,如从单细胞生物中提取的蛋白质,以替代含鱼粉或大豆蛋白的饵料。

海洋渔业活动可以作为NDC中一独立领域设置减排目标,也可被纳入到全国减排目标中,或也可将渔船相关目标在运输领域目标中有所明确。此外,还可通过承诺政策和措施,减少渔业生产过程中的食物浪费、改善渔具、提升渔业管理、加强渔船燃料效率和研发低碳水产养殖饵料等,将海洋渔业纳入到NDC中。


03

减少海洋运输行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摄影:Juan Arredondo


各国可考虑在NDC的运输领域减排目标中,纳入其国内海上运输业目标;或承诺采取政策和措施,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低排放或零排放船只;在港口建设可再生能源供应;或鼓励零排放船只的技术开发等。研究估计,海上运输业的减排有潜力在2030年带来每年2.5-5亿吨CO2当量的减缓效益,到2050年可达每年9–18亿吨CO2当量(Hoegh-Guldberg et al., 2019)。


04

发展合理选址且对环境负责任的海洋可再生能源

摄影:Lars Plougmann /flickr


海洋可再生能源,如海上风电、潮汐能、海流能或海上漂浮式太阳能等,是沿海或岛屿国家最具潜力的电力发展方案。研究估计,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能够在2030年每年减排0.83–2.4亿吨CO2当量,于2050年减排达3.5-54亿吨CO2当量(Hoegh-Guldberg et al., 2019)。

在NDC中,可考虑将海洋可再生能源纳入能源目标,或承诺推动相关技术研发、支持配套设施建设(如联通电网)等措施或政策。此外,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合理选址对保护海洋资源非常重要,采用多方参与的海洋空间规划以协调用海冲突,也可以作为NDC中承诺的措施或政策之一。



基于海洋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案


除控制气温升幅,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是《巴黎协定》的另一重要目标。全球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约33亿人口以鱼类作为主要蛋白来源,还有数百万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经济(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2017;FAO,2020)。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以及气温升高哪怕1.5°C,都会对海洋健康和依赖海洋的社区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IPCC,2019)。提高气候变化下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的适应能力、增强复原力并减少脆弱性,不仅有助于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且能够帮助沿海社区和依赖海洋的经济体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

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机会》指南从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近海渔业以及海洋酸化三个方面,提供了将基于海洋的适应方案纳入NDC的可行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通过其他国家和地方性适应规划进程(如国家适应计划,简称NAP)制定其适应计划时,这些可行路径具有同样的参考价值。


01

通过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加强海岸带韧性

在海草床上遨游的海龟 | 摄影:Claire Ryser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是指通过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来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海草床、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栖息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够为沿海社区和海洋物种带来适应性效益,例如保障食物安全、改善水质、抵御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灾害影响。据估计,红树林每年为全球沿海社区和其生计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至少价值16亿美元;并且,其减灾效益能够降低40%-60%的风暴潮和洪涝灾害风险减少岸线侵蚀防止海水倒灌(Badola and Hussain,2005; Das and Vincent,2009; IPCC,2012)。因此,沿海和岛屿国家可将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纳入NDC的适应方案中,例如:

  • 通过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护区加强海洋保护,并在其规划设计中结合当下减少气候影响的最佳科学方法;
  • 更新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以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风暴强度加剧以及水文盐度变化的情景;
  • 在温带浅海水域开展大型海藻规模化种植试点,以提供关键栖息地、减缓波浪能以及局部消解海洋酸化;
  • 探索创新融资机制,以促进海岸带和海洋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如与保险业结合、发行蓝色债券、开发减灾效益交易机制等);
  • 实施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生产力监测和评估系统(如珊瑚礁普查)。


02

加强渔业韧性

摄影:Carlos Aguilera Calderón


小规模和工业化渔业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渔业经济效益、食物安全和人口贫困率,同时增加渔民间以及不同管辖区域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海水变暖和海洋化学变化,加上由此导致的栖息地退化和食物链改变,已经致使野生鱼类种群分布向两极地区或深海转移,影响全球渔业生产力模式。在最恶劣的气候变暖情境下,全球渔获量可能显著下降。所以,及时实施适应气候的渔业管理能够规避许多潜在损失,并增加渔业产量提升渔业和渔民社区韧性的路径如下:

  • 加强渔业资源恢复,以维持最大持续产量。
  • 降低对鱼类种群的非气候压力,包括减少过度捕捞、保护和修复栖息地、治理水体污染、减少来自其他用海方式的影响与风险。
  • 将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措施纳入地方和国家渔业规划和预算中,包括但不限于小规模渔业。
  • 投资监测和数据系统以及模型搭建,以帮助渔业资源预测并适应变化。


03

应对海洋酸化

摄影:Jennifer Adler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其中约22%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从而降低海水pH,导致海洋酸化(Friedlingstein et al., 2019)。这对海洋生物生长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都造成了严重威胁。预计到2100年,海洋酸化可能使全球珊瑚覆盖率下降约31%,并可能导致贝类礁体上的海鲜产量减少400亿美元(Gaines et al., 2019);珊瑚礁与贝类礁体的破坏也会进一步降低沿海社区抵御海洋风暴的能力。此外,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也将因海洋酸化受到重创。因此,在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各国也应考虑采纳适应措施以缓解当前海洋酸化影响,如:


  • 承诺设计和实施长期的海洋酸化观测网络,以探测关键风险资产(如当地渔业或标志性生态系统)的变化;
  • 承诺减少当地加速海洋酸化的陆源污染,包括富含营养物、沉积物、有机碳、雨洪废水以及pH活性物质的径流;
  • 利用陆生和水生植被系统减缓酸化影响;
  • 鼓励专家与关键行业间的知识交流,如海水养殖业。



支持海洋气候行动的融资途径


摄影:Michael Gabbert


《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机会》指南最后总结了可用于支持前沿海洋气候行动的融资途径,以帮助发展中沿海或岛屿国家强化其NDC中基于海洋的气候方案。资金渠道通常包括多边援助,如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和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国际气候项目中对海洋领域的资助;或是来自于多边开发银行对海洋工作的支持,如亚洲开发银行(ADB)于2019年宣布的“健康海洋与可持续蓝色经济行动计划”

除此以外,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金融机制,为海洋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提供更多可行途径,包括:

  1. 债权-自然置换(Debt-Nature Swap)是指在债权方协商的前提下减免债务国的外债,同时使后者承诺投入部分资金到自然保护行动上。2016年,在TNC的协调下,世界首例以海洋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债权-自然置换交易签署成功,塞舌尔政府得以以更低的利率、更长还款期限以及更优惠的汇率组成偿还债务;作为交换,塞舌尔政府承诺于2020年前,将受保护的海洋面积提高到其海域面积的30%(目前已完成相关海洋空间规划),同时发展蓝色经济,并开展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工作。据评估,这一方式将适用于全球多达85个沿海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frica/stories-in-africa/seychelles-conservation-commitment-comes-to-life/?src=s_iuk.gc.eg.x)


  2. 探索与保险行业结合的创新模式,开发新型保险产品,为加强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提供资金支持。例如,为保护当地高价值的旅游业和酒店产业免受飓风等海岸带灾害的影响,TNC于2018年联合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酒店联盟、州政府等合作伙伴,在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开发了一款为自然投保的创新险种,并为其沿岸起到防灾减灾效益的珊瑚礁购买保险,当风暴对珊瑚礁造成破坏时启动赔付,投入到珊瑚礁和沙滩的保护与修复行动。


    摄影:Jennifer Adler


  3. 开发和利用市场机制,以实现海洋生态价值,引入社会资本支持基于海洋的减缓和适应方案

    • 采用注册的蓝碳碳计量方法学,在碳交易市场(包括志愿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可以为保护、修复和管理滨海湿地蓝碳生态系统注入资金;

    • 由TNC主导开发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减灾效益计量方法学,目前正在可持续发展认证影响标准(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erified Impact Standard,简称SDVISta)这一平台下进行注册,将为投资者支持加强沿海社区气候韧性相关工作提供衡量标准。


结语


摄影:Peter Frank Edwards


不论是从保护和修复海岸带生态系统以提高碳汇和生态减灾效益,或是在渔业、航运和海洋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改善,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在中国同样具有极大的潜力,是通向低碳、气候适应型未来的新途径。TNC将开展滨海湿地减缓和适应作用的研究工作,并将探索蓝碳和减灾双重效益在国际志愿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的可行性,助力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也为我国海洋领域的减缓和适应方案寻找创新的融资渠道。



相关指南或报告下载:


《强化国家自主贡献: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机会》指南(或点击“阅读原文”)

https://www.wri.org/publication/enhancing-nationally-determined-contributions-opportunities-ocean-based-climate-action


《海岸带蓝色碳汇生态系统:国家自主贡献机遇》报告: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4030/CBE.pdf?sequence=1&isAllowed=y


参考 文献

IPCC. 2019.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Geneva: IPCC.
Herr, D. and Landis, E., 2016. Coastal blue carbon ecosystems. Opportunities fo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Policy Brief. Gland, Switzerland: IUCN and Washington, DC, USA: TNC
Hoegh-Guldberg. O., K. Caldeira, T. Chopin, S. Gaines, P. Haugan, M. Herner, J. Howard, et al. 2019. ‘‘The Ocean as a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Five Opportunities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oceanpanel.org/climate
Northrop, E., S. Rufo, G. Taraska, L. Schindler Murray, E. Pidgeon, E. Landis, E. Cerny-Chipman, A. Laura, D. Herr, L. Suatoni, G. Miles, T. Fitzgerald, J.D. McBee, T. Thomas, S. Cooley, A. Merwin, A. Steinsmeier, D. Rader, and M. Finch. 2020. “Enhancing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Opportunities for Ocean-Based Climate Action”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vailable online at www.wri.org/publication/enhancing-nationallydetermined-contributions-opportunities-for-ocean-basedclimate-action.
Gallo, N.D., et al. 2017. “Ocean Commitment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Nature Climate Change 7 (11). 833–38.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2017. “Factsheet: People and Oceans.” The Ocean Conference, New York, June 5–9.
FAO. 2020.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20. Sustainability in Action.” Rome: FAO.
IPCC. 2019.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Geneva: IPCC.
Badola, Ruchi, and Syed A. Hussain. 2005. “Valuing Ecosystem Func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torm Protection Function of Bhitarkanika Mangrove Ecosystem, Indi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32 (01): 85–92.
Das, Saudamini, and Jefrey R. Vincent. 2009. “Mangroves Protected Villages and Reduced Death Toll during Indian Super Cyclon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 (18): 7357–60.
Gaines, S.D., et al. 2019. “The Expected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Ocean Economy,”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56.
Friedlingstein, P., et al. 2019. “Global Carbon Budget 2019.”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11 (4): 1783–838.




转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